| 做翻譯就要“忠實于原文”，這幾乎是絕大多數人對于翻譯的常識。但滬上翻譯界的一些專家卻試圖告訴人們：常識需要更新了！這種陳舊的翻譯理念，已經成了影響中國文學和文化“走出去”的絆腳石。
很多典籍有了英譯本卻“走不出去”
在國內，多數譯者出于職業習慣，翻譯過程中全神貫注于文本，字字對應地把文本翻完，翻譯工作即宣告結束。至于譯作在接受地市場的反響，一般被認為是“出版社的事”。
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教授謝天振的案頭，放著好幾本博士論文。其中一本是他早些年指導的博士生完成的《紅樓夢》百年英譯史研究。在國內學界，由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夫婦操刀的《紅樓夢》英譯本長期備受推崇，被公認為是最嚴謹、準確的譯本。但研究卻表明，在英語國家，無論是高校藏書、圖書館借閱量，還是專業學術研究中的文本援引量，楊氏譯本的接受度遠遠趕不上英國翻譯家霍克思的《紅樓夢》譯本。問題是，霍譯本在很多國內翻譯家眼里，根本算不上好本子。
謝天振的兩位博士生又分別研究了介紹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外文版“熊貓叢書”以及出版長達半個世紀的《中國文學》雜志英文、法文版在海外的傳播影響力。結果也都讓人深思：《中國文學》雜志1951年創刊后，于2000年底停刊；《熊貓叢書》上世紀80年代推出，一共翻譯出版了190多部作品。根據世界各地的銷售情況統計，這套叢書有時候可以賣出兩三本，有時候一本也賣不出去。除了個別譯本獲得成功外，大部分譯本沒有產生任何反響。
“摳字眼求準確”理念轉變何其難
“翻譯的譯出行為是有特殊性的。如果譯者對接受地市場的讀者口味和審美習慣缺乏了解，只是一味地摳字眼，講求翻譯準確，即便做得再苦再累，譯作也注定是無人問津。”謝天振解釋說，翻譯的譯入和譯出行為，方向完全不同，適用的原則也不同。而國內翻譯界常犯的錯誤是，簡單地拿譯入活動中講究“忠于原著”的原則來指導譯出活動，絲毫不考慮譯出行為的根本目標是要跨越不同文化間的鴻溝。
要求譯者不受原著束縛做翻譯？一位滬上資深翻譯家告訴記者，理念的扭轉遠沒有想象中容易。“逐字逐句做翻譯，追求準確，這通常是國內翻譯界評價翻譯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。”他告訴記者，最近一次魯迅文學獎評選，優秀翻譯文學獎全部空缺。評獎委員會在解釋空缺原因時說，“很多翻譯表達不貼切、不準確，出現許多不應有的漏譯”。而在這位翻譯家看來，一部翻譯作品的好壞首先要考慮整體效果、被讀者的接受程度，而非僅僅是追求“準確”。他當時就憤然地提出，“如果按照這種標準評價，恐怕魯迅本人也拿不到獎”。這事也多少說明，糾正傳統的翻譯觀念，引入新的評價標準，在實際操作中阻力何其大。
“莫言熱”啟示：好的翻譯可“連譯帶改”
莫言去年摘獲諾貝爾文學獎，給翻譯界帶去的震動在某種程度上比文學界更大。
莫言摘獲諾獎，其作品的外譯者功不可沒，其中包括莫言作品的英譯者、美國漢學家葛浩文。要知道，葛浩文不僅沒有逐字逐句翻譯，離“忠實原文”的準則也相去甚遠。他的翻譯“連譯帶改”，在翻譯《天堂蒜薹之歌》時，甚至把原作的結尾改成了相反的結局。
德國漢學家顧彬曾說，德譯者在翻譯莫言的作品時甚至不是根據莫言的原作，而是選擇作品的英譯本進行翻譯，考慮的就是英譯本更迎合西方讀者的語言習慣和審美趣味。
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院長柴明颎教授指出，“翻譯已蛻變為一種新興的語言服務業。既然是服務，必須引入服務對象的概念。”一部作品的最終譯文不僅取決于原文，還取決于它的“服務對象”，以及譯作接受地人們的語言習慣、審美口味、公眾心理等非語言層面的因素。或許，只有從根本上認識這一點，卡在中國文化“走出去”途中的障礙才能消失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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